升博体育听他们讲“我爷爷”的故事百年风云激荡，百年砥砺奋进。中国近现代史上，无数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为中华民族带来域外新风，也为世界人民带去中华文明；他们为中华民族振兴付出毕生心血，为民族的独立解放拼搏奋斗；他们为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撑，书写了无数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他们身上展现出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接力奔跑。他们就是华侨华人。作为华侨华人的杰出代表，海外侨领的传奇故事历来为人称道。近日，本报记者选取五位知名侨领，他们的故事是怎样的？且听他们孙辈的讲述。

　　1959，为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一部由中苏两国合拍的宽荧幕电影《风从东方来》在中国热映。对当时年仅13岁的任公伟而言，这部电影意义非比寻常。

　　“这部电影里有一幕：十月胜利当天，圣彼得堡大雪纷纷，但群情振奋，因为列宁来到了大家中间。一个中官从怀里掏出一个象牙微雕送给列宁说，‘这是中国战士团团长任辅臣同志托我转交给您的’。列宁拿出放大镜仔细端详这个来自中国战士的礼物，只见上面雕刻着一行俄文小字：‘中国的庄稼汉和的庄稼汉终于站在一起了’。列宁感动万分。”任公伟对电影画面记忆犹新。

　　电影中，苏联红军中国战士团团长任辅臣正是任公伟的爷爷——中国第一位“布尔什维克”，1918年11月29日，在苏联叶洛沃村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08年，我爷爷加入社会工党（布尔什维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爷爷以中国外交署官员的身份，带领2000多名华工，赴乌拉尔地区的一个矿区开矿、伐木。在此期间，他在华工中开展活动，宣传道理。为改善华工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他组织，并取得了胜利。”

　　“1917年，‘十月’爆发。我爷爷受命将在俄华工组建为‘中国团’，矿区华工有1500多人踊跃加入红军。我爷爷被任命为团长。”

　　史料显示，“中国团”的成立受到苏维埃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被编入红军第3军第29狙击师，该团番号为255团。

　　“中国团”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凡战绩，得到苏维埃政府的高度肯定。1918年10月27日，最高苏维埃将中国团命名为“红鹰团”。

　　1988年，任辅臣牺牲70周年，受苏联官方邀请，任公伟陪同父母到苏联为祖父扫墓，被授予“红旗勋章”。当时苏联《真理报》称他们为“英雄的儿子”“英雄的孙子”，这让任公伟一家备受感动。

　　在莫斯科，任公伟感触颇深。他看到，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边的墓地里，一座位于列宁墓左侧的红色大理石墓上，用俄文镌刻着：“张、王，1918年牺牲。”

　　“这是一座为而献身的中国者的合葬墓。像这种无名烈士墓、友谊墓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基辅、坦波夫以及远东的许多城市都有。”任公伟说，“张”“王”，这两位被安葬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中国人，是当时成千上万为十月献身的旅俄华工的代表。

　　2018年是任辅臣逝世100周年。任公伟曾经很困惑：“为什么爷爷要拖家带口去苦寒的异国他乡，饮冰卧雪参加，并为那个国家献出年仅34岁的生命？”

　　“其实，爷爷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烙印。那是一个苦难深重、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理想、信仰坚定的时代，爷爷那一代人希望匡扶正义、扶危济困，实现真正的主义，他们忠诚于自己崇高的信仰。正因为他们的艰苦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中国华工和中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任公伟用大半生时间琢磨出的爷爷故事的分量。

　　最近司徒月桂很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前一天，她正在香港参加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的系列活动。

　　中国近代史上，司徒美堂是与陈嘉庚齐名的爱国华侨领袖，美洲著名的洪门大佬，被尊为“爱国旗帜、华侨楷模”。

　　“1954年，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爷爷。我9岁，爷爷已经88岁了。爷爷很亲切地招呼我过去，把我搂在怀里。一开始我有些害怕，因为爷爷背后的墙上挂了一幅画，后来得知，画上是三个衣衫褴褛、面容愁苦、身体残疾的华工。”回忆往事，年过七旬的司徒月桂感叹，“短短一个多月的相处，是我和爷爷唯一的交集。”

　　“我爷爷1868年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牛路里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2岁时，他拿着他母亲借来的50元银元，乘轮船到美国谋生。”司徒月桂说，据爷爷回忆，当他和一群华工在旧金山上岸时，已是蓬头垢面，粗布衣裳都破破烂烂了，脖子上围着一条大辫子，肩背一个粗布包，个个形容枯槁。一登上码头，迎面就被美国流氓当头扔来了臭鸡蛋、西红柿和烂菜叶等。“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忍辱负重。”

　　“刚到美国时，爷爷在三藩市‘会仙楼’食馆当厨工，干最脏最累的活，但他勤勤恳恳、尽职尽责。”司徒月桂说，爷爷从一名底层华工成长为洪门大佬，成为美洲华侨社会德高望重的传奇人物，与他吃苦耐劳、慷慨侠义、热心公益、赤诚爱国的品质密不可分。

　　回看司徒美堂的一生，他始终对祖国深怀拳拳赤子之心。17岁加入洪门致公堂，敢做敢为，教训欺负华侨的美国流氓，一举成名；40岁组织“纽约安良总堂”，旨在“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后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40多年，领导侨胞开展团结爱国、互助互济活动。

　　虽身在海外，却始终心系祖国。辛亥时期，他坚定追随孙中山先生，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抗日战争期间，亲自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国内抗日募捐筹资330万美元；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发动华侨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参加政务，为新中国建设鞠躬尽瘁。

　　“虽然爷爷名扬海内外，但他对国家从不提个人要求升博体育官网。新中国成立后，我爷爷应毛主席和周总理邀请，定居国内。当周总理征求他子女工作安排意见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司徒月桂说：“最终，我父亲到辽宁抚顺的大伙房水库做了一名普通的电焊工人。”

　　“爷爷一生团结海外侨民，襄助人士，宣传祖国抗战，支持建国大业，他的每一寸足迹都与祖国每个时期的坎坷历程血脉相连。”司徒月桂说。“纵观爷爷跌宕起伏的一生，真可谓一部海外侨胞浸满血泪的奋斗史，一部海外游子赤诚奉献的爱国史。在数次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在与罗斯福、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等现当代多位名人的传奇交往中，他表现出嫉恶如仇的骨气，果敢坚毅的侠气，能屈能伸的大气，始终与时代脉搏、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

　　“我爷爷王雨亭是个职业家，曾是同盟会成员，参加过辛亥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他办报纸、开影院，通过各种方式在东南亚做运动，辗转于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他几乎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中国、抗战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是王宇红记忆里的爷爷。

　　“我爷爷思想浓厚，不仅自己一生信仰坚定，还把精忠报国的思想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孩子。”王宇红说。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王雨亭积极组织介绍华侨青年回国到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中国输送抗战人才，共输送了200多个华侨学生到延安，其中就包括他的大儿子王唯真。

　　“当时我大伯王唯线岁，一面向我爷爷请战，一面在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爷爷二话没说，就把我大伯送回国内，参加抗战。”采访中，王宇红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照片里，一张泛黄的笔记本纸写着一段字。

　　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抗战期间，我大伯一直随身携带这张‘临别赠言’。大伯没有辜负我爷爷的期望。他随南洋华侨司机服务团车队，绕道越南回到祖国，辗转奔向延安，积极要求上前线抗战。但因为年纪小，组织不批准。从1940年开始，我大伯因为外语才能和绘画天赋，先后任职于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在战火硝烟中用笔传播抗日消息，发动群众救国，实现救国理想。1988年，我大伯从新华社离休，将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新闻事业。”王宇红说，这一切与爷爷的支持密不可分。

　　1949年，陪同陈嘉庚先生到北京参与第一届全国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时，王雨亭、王唯线年后重逢。王唯真拿出“临别赠言”，王雨亭重读自己所写“家书”，感慨万分。

　　王宇红选择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东口，这条胡同曾是中侨委、中新社和中国侨联等机构的所在地，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众多归侨侨眷聚居的地方。王宇红就是在这条“侨”味十足的胡同里长大的。

　　“生在归侨之家，爷爷和父辈的爱国精神深深感染了我。”王宇红现在是北京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联谊会会长。“我特别愿意利用业余时间来为这些老归侨服务。”王宇红说：“打小我就生活在这些老归侨中间，也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华侨爱国不是口号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他们对祖国一往情深，这种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925年，为改善家庭环境，我爷爷黄宝世从中国广东省台山农村到古巴大沙华（今古巴大萨瓜市）谋生。1975年在古巴去世时，他在当地侨居了整整50年。”越洋电话里，现居美国的黄炼这样谈起爷爷。

　　“初到古巴时，爷爷曾在种植园做工，当过理发匠、西班牙老板的私人管家，但几年后，他就从打工仔变成杂货铺店主。华侨在古巴开店，受到诸多限制，不熟悉当地法律政策，赚钱很不容易。爷爷以难以想象的勤劳和节俭，把点点滴滴积聚下来的银两寄回家乡供养家人生活。”黄炼说。

　　黄炼介绍说，爷爷的店铺当时也是救济失业华侨乡亲的“收容站”。因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他被推举为侨领，成为古巴第一家中华会馆——大沙华中华会馆终身主席。此外，他还热心在当地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古友谊，被当地人称赞为“高尚的人”。

　　“小时候，每当爷爷的信到了，一家人都很激动，爸爸妈妈会把爷爷的信念给我们听，虽然那时不是很懂，但爷爷的信为我们带来了外面世界的信息。”黄炼回忆说，“那时，最有吸引力的是信封上花花绿绿的邮票和独具南美风情的明信片，为我幼小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

　　黄炼真正开始了解祖父，是从父亲黄卓才撰写的《鸿雁飞跃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一书开始的。侨居古巴50年间，黄宝世写下大量家书，但现存仅40余封。2006年，黄卓才将这些家书梳理归纳，配上背景文字，结集成书，公开出版。

　　“在那个没有越洋电话、没有E-mail的年代，爷爷和家人的联系全靠手写书信。爷爷不但寄回补贴家用的侨汇，还密切地关爱着我们一大家的生活。他的家书既有对当地的生活环境和世情时局精辟描述和独到分析，也有对祖国发展、民族振兴的殷殷期盼。”黄炼感叹道，古人说“家书抵万金”，爷爷的家书是我们黄家的传家宝。

　　“爷爷在海外艰苦奋斗的故事是我们一家重要的精神力量。”上世纪90年代，黄炼和哥哥相继出国发展，他们以爷爷为榜样，在海外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正是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经历，让黄炼对爷爷漂泊海外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体悟，也让她对爷爷艰苦奋斗、爱国爱乡的精神感佩不已。

　　“爷爷去古巴后只回过中国一次，那是1937年。临别时，他对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说，我再去古巴做十年八年生意，赚了钱就回来养鸡，去瓶身山（广东台山的一座山）挖金……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爷爷没能回国，最终客死他乡，留下永远的乡愁。”黄炼伤感地说。

　　“与当代新移民‘落地生花’‘落地生根’的新观念不同，‘落叶归根’是老一代华侨的共同心愿。不论有钱没钱，年纪多大，他们最终都是要回国的，因为祖国才是他们渴望的家。”2018年6月，黄炼和家人一起，再次到古巴为爷爷扫墓。爷爷不能回国，他们要常去古巴看望爷爷。

　　2015年12月10日，对林林一家是特殊的日子。受马来西亚林连玉基金会的邀请，林林一家于当天到达马来西亚，参加为期一周的纪念林连玉逝世30周年系列活动。

　　“印象最深的是，12月13日，我一天之内听到马来西亚国歌为爷爷林连玉奏响3次。30年过去了，马来西亚华人没有忘记他为华文教育和争取华益所作的贡献和牺牲。爷爷是马来西亚华人界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林林颇为感慨地说，“我父亲3岁时，爷爷就带着大伯下南洋，此后虽然保持书信沟通，但爷爷再也没有回来过。”

　　“爷爷是很有远见的人，他主张‘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堡垒’，‘各民族教育以母语为媒介’，‘各民族教育一律平等’，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依然真挚而充满。”林林认为，追求这些如今看来极为正当的华文教育权利，是爷爷苦难一生的根源。

　　1961年，马来西亚当局以林连玉言行可能导致社会为由，吊销了林连玉的教师注册证，1964年又褫夺了他的公民权，林连玉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生活来源断绝，极度困顿。

　　“我个人的利益早置之度外，为华文教育牺牲永不后悔！”去世前3个星期，林连玉挥笔写下《驳东姑》一文，驳斥马来西亚当局对教总的污蔑，表达了绝不屈服、抗争到底的决心。

　　“在家书中，爷爷从来不把他在马来西亚的真实处境告诉我们，反而一直关心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活，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曾经，林林一家很不理解：“爷爷在马来西亚处境艰难，国内的一家人又非常需要他，为什么不回国？”

　　“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精神旗帜，他不能倒，更不能走。”林林说，听马来西亚当地华侨讲，当时马来西亚当局给出的条件是，只要林连玉不说话，不再维护华文教育，可以恢复他的公民资格和教职，但爷爷断然拒绝道：“没有说话权的公民权我不要。”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爷爷选择回国，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将功亏一篑，因此他必须坚守在马来西亚，斗争到底。

　　“为维护华文教育发展，我爷爷不懈奋斗，坚持抗争，甚至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他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气节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林林说，1985年，祖父在马来西亚病逝，遗体被移至吉隆坡中华会馆供民众瞻仰三天。出殡那天，马来西亚万人空巷，大家自发前去送葬。灵柩所到之处，很多人当街下跪，含泪叩拜。

　　林连玉被尊为马来西亚的“华教族魂”“华教斗士”。1987年起，每年12月18日林连玉的忌辰被确立为马来西亚“华教节”。

　　现在，马来西亚是中国以外拥有华文教育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当地华人亲切地称之为“华教”。今天，马来西亚的华人子弟可以堂堂正正地学习华语，许多海外的华人子女跨国、跨海到马来西亚学习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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