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话语的来源和批判地吸纳西方新闻话语人民网传媒传媒期刊秀：《新闻爱好者》2018年第2期

　　【摘要】中国新闻线余年传统文化传承，西方国家传入的反映新闻传播规律的有益话语，中国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自己创造的话语。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是标志性新闻话语的集合体，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原理和规律的理论阐释，对中国新闻话语建设有着引领和规范的作用。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借助分析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形成发展的脉络与特点，强调必须批判地吸纳西方新闻话语以为我所用。

　　习总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他又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

　　话语是言语交际中运用语言成分建构而成的具有传递信息效用的言语作品。话语权则是人们所享有的以话语为载体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亦即话语所特有的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的影响力。法国后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1970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其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据此我们可以说，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世界秩序的整理权，掌握了“真正的权力”。

　　一个学科的出现或形成，是以能够构成学科的学术话语、特别是标识性概念群的出现为标志的。中国新闻学科的形成，以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闻学研究会为起始，至今已有一百年历史。由中国人际交往及中国人与外国人交流活动而积累起来的传播作品和传播词汇，新闻教材提炼升博体育官网、创新的新闻语汇，成为中国本土新闻学最初的一批新闻学科话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由是观之，中国新闻话语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历经5000多年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考察新闻学的标志性概念“新闻”和“”历史形成的脉络，就可找到中国古籍文献为之提供的富有学术涵养的最初语汇。据考证，中国唐代就有“新闻”一词的使用。李咸用《披纱集·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一诗中有句“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新唐书》中孙处玄有句“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他们所指的“新闻”，多少含有今天所用的“新闻”一词的意味。再如“”，从语义考察，在中国，“舆”字原为车厢或轿座，“舆人”则有抬轿子、赶马车一类的“众人”的含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有句：“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再往后，中国古籍中直接有了“”一词。《三国志·魏·王朗传》中有句：“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之未畅者，并怀伊邑。”这里的“”，已有今日“众人之言”的意思。这些案例清楚地表明，中国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新闻话语的重要来源。

　　中国新闻话语的第二个来源，是由西方国家传入的诸如新闻传播、新闻媒介一类内容的新闻话语。这些话语，同国人自己的新闻传播行为、新闻生产流通消费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接纳并逐渐成为国人自己的新闻话语的一部分。比如，对中国早期新闻学创建影响直接且力度较大的美国新闻学者卡斯柏·约斯特在其代表作《新闻学原理》中，就向国人介绍过许多基础性新闻话语，借助这些新闻话语，同时也传达了一些基本的新闻学原理。他说，“一切新闻的主要因素是真实。如果一条新闻并不道地的真实的话，刊登这条新闻的报纸也就和这个荒谬的报道一样的荒谬。新闻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报告”。“真实性就是判别真正新闻的准绳。衡量一个新闻内在的真实性，也就是衡量这个新闻的品质。”约斯特的这本书是美国新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较早引入中国的美国新闻观点的大全之作，书中阐述的诸如事实、真实、新闻、报纸、真实性、新闻品质等话语，是西方新闻理论的标识性概念，影响了许多中国新闻学者对这些概念和原理的思考，有的几乎不加改变全文引入自己的著作和教科书。

　　比如，1942年至1945年担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陆定一曾于1943年9月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他在关于新闻的本源一节中指出，“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3]。这一论断，同约斯特在上面所提到的“新闻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报告”差不多是一致的。还可举出新闻原理方面对中国学者影响的一些例子。约斯特强调报纸有两重性，即报纸具有性和商业性两种属性。他说，报纸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但报纸又是一种生产的企业，同时也是一种商业，因为它的买与卖都是大量的和复杂的。商业对新闻事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王中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我讲报纸是有两重性，一种是政党拿来做宣传工具，还有一种是老百姓花5分钱买的一个商品，你不能强迫。人家花5分钱买了去，不高兴人家就要提意见。我讲这么个东西，结果《新华日报》给我印出来就是报纸的两重性，一重是工具性，一重是商品性”[4]。

　　中国新闻话语的第三个来源，是中国新闻工作者和中国新闻学研究工作者直接从长期新闻生产、流通和新闻科学研究工作中总结、概括、提炼出来的一些新概念、新体会和新认识。他们经过反复和深入的思考，经过不断的讨论、争议甚至历次运动的磨炼，逐渐将这些体会、感悟和自己教材中的研究成果，提升为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比如新中国成立前，不少报人便提出耳目喉舌、文人办报、商人办报、社会公器、广耳目开新智等标志性概念。延安时期有全党办报、客里空、党八股、报刊的阶级性等重要概念。新中国成立后更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闻旧闻不闻、正面宣传为主、家办报、党性与人民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一系列新的标志性概念。这些话语，时至今日仍有生命力，且常读常有新意，常用常有新的感悟。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和新闻生产、流通、消费的概念、原理、方针、政策的观念体系。这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9世纪报刊、工人报刊和党的报刊三个历史时期的新闻思想，有列宁在19世纪建党阶段的党报思想和在20世纪夺争阶段的报刊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报刊、广播、通讯社工作思想，有新主义时期的新闻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思想，有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传播及新闻改革思想，有“”重要思想中的新闻思想，有科学发展观中的新闻思想以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闻思想等极其丰富的内容。历经170余年积累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中有非常精辟和丰富的新闻学话语宝库，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报刊的使命、历史个性、党报与党的领导集团关系、党报工作者的素质与修养等话语，列宁提出的党报创建和党的建设、夺争和报刊职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报刊使命等迄今仍有生命力的新闻话语，提出的党的整风和党报改版、报刊批评和开门办报等新闻话语，提出的社会稳定与导向、媒体社会责任与人类灵魂工程师等新闻话语，习提出的治国理政与媒体方略、党性和人民性从来就是一致的统一的等新闻话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的种种思想和原理，关于新闻学的丰富学科语言和学术话语，为新闻学学科框架的构建和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打造起着开创、积累和拓展的巨大作用。但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同这些功能作用的论述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为重要、更为核心的作用和使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方向的引领，是对资产阶级新闻观及其话语体系的、防范与批判。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直接看作中国新闻话语的一个来源和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更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看作建设中国特色新闻话语的指导思想和引领动力。这里，不妨通过对几个新闻话语的认知和践行，来说明我们的这种见解和立场。

　　我们以事实、客观性和倾向性这一组新闻话语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奠基人最早指出新闻报道的直接依据是事实，强调人类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他们认为，报刊是人的大脑通过眼和耳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的产物，报刊是关于对象的认知与意见。在他们看来，新闻的客观性表现在，新闻所反映的是客观发生过的事实，是对事实的客观叙述。为此，新闻的客观性特别要求撰稿人要公正地向读者提供事实。新闻的真实性是由客观性提出的要求，责成新闻报道者在报道新闻时的叙述必须实事求是，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的读者。由此可见，客观性是指新闻反映的是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事实便没有新闻；真实性指的是报道者对事实本来面目的叙述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的同时，又指出新闻报道者总是有倾向性的。这是因为，在新闻传播中，报道者不仅应该维护最低限度的、起码的“一般的公正”，而且总要这样或那样地表现出自己的立场和看法。这是由于，第一，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第二，当报道者深入到事件中去，会对某些当事人产生同情，而对另一些当事人产生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产生带有倾向性的态度，并把这种倾向性渗透进新闻报道中去。

　　列宁对事实、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倾向性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但总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是一致的。列宁说，“就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绝对是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5]。列宁就这样把事实、客观性、真实性讲清楚了。列宁认为，作为有立场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报道是有倾向性的，因此，他有权利“组织好对事实的选择”，但他必须做到事实完整而真实。列宁还强调，我们需要的是完整而真实的报道，但真实性不应当以它该为谁服务而变化。

　　完全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新闻报道客观性、真实性、倾向性的观点，他强调无产阶级进行报刊宣传，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新闻工作者迈开两脚，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扎扎实实地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资格从事报刊工作。他还要求向人民群众作真实的报道，不仅充分地报道我们的成就，而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天灾人祸，如实报道。

　　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总是合理的。新闻职业、新闻专业、新闻专业主义的提出，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新闻界出于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和专业的认知自觉，面对政府和商界的压力而作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埃默里父子在《美国新闻史》中对此有一些记载。他们写道：“媒介批评在1930年代逐渐积聚力量，从1960年始又不断加强；这些年来，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新闻界卷入党派，这使媒介在公众心目中难以保持信誉。”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媒介作出了自我调整。这种调整的主要路径是：改善职业工作条件，成立有效的媒介协会，制定自愿性的行为准则，发展致力于实现新闻事业崇高目标的职业组织，鼓励新闻学教育，支持报业研究，创办报业评议会和新闻学评论刊物，提高少数族裔和女性的职业地位，保护报纸抵御法律和政府的压力。[6]

　　埃默里父子对美国20世纪30—60年代新闻界面临的新情况的分析是如实的，他们对当时新闻界及新闻行业组织所采取的一些应对举措的理解支持在今天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英国新闻学教授柯林·斯巴克斯谈到这一点时也表示理解，他说，“我可以解释记者这个群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其实几乎所有职业都一样。在所有要求高技能以及需要做出高水平独立判断的职业中，掌握这种技能的专业人士总是希望可以自主做出决定。他们需要创造以及维护这个可以做出自主判断的空间，专业主义自然成了他们有力的武器之一。这对于教授如此，对于医生、记者等也是如此。为了维护这个空间，他们谈论专业主义，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清晰地表达出自身职业的需要”[7]。这些分析说明，正如黑格尔所言，凡是存在着的东西，总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些分析从某种角度也能说明，为什么在中国，一些记者和新闻专业的学生对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来自西方的新闻学话语能够接受，没有恶感。

　　但是这些记者和新闻专业的学生没有注意到，更有一些传播这些话语的人故意掩盖，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来自西方、来自美国的新闻学标志性概念，它的产生、形成和推广，本质上是出于抗拒当时美国政府和商界势力压制新闻专业人士的自主权、能动性和传播消息发表评论的自由空间等媒介生态，用埃默里父子的话说，是为了“保护报纸抵御法律的和政府的压力”。柯林·斯巴克斯在接受访谈时也明确表示：“那些在人们看来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专业标准，对我而言，只不过是特定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为了维护这个空间，他们（指记者和新闻界─笔者注）谈论专业主义。”[8]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同其并列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指导与扶持下发挥其功能和影响的。换言之，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与其借以立身的经济基础一起运作的，是与其同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共同起作用的。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基础变了，国家机器变了，还想令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发挥当时在美国的作用，还要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标志性新闻话语，我们就应该问一句：引入者想干什么？问题很清楚，掌控新闻媒体，实施新闻传播，新闻媒介操作者和新闻记者当然要有专业精神，要有新闻职业的使命担当，但绝不能让有着明确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和特定的使命内涵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代中国重演，让其误导甚至毒害传媒和新闻工作者。

　　这里，让我们引用这些年始终卖力地推销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人自己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注解。他们说，“本文强调，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专业主义的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为了使他们的新闻专业主义说教更有市场，广泛收集他们所需要的案例，从他们撰写的《成名的想像》一文对中国媒体和不少高校新闻专业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从中略知他们的动机和目的。

　　经过《成名的想像》作者们的培训、策划、深挖、梳理，这些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党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传者。”他们认为，中国的新闻改革是“鸟笼内的制度创新”，而“改编”，则是权力中心将“异类话语和实践”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使之正当化和常规化，并驯化为“现存体制之一部分”。他们还特别强调“官方收编新闻从业者的种种方式”，即不仅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还接收优秀新闻工作者入党，建立各种作为控制手段的专业奖励。其中更为直接的收编方式是提拔新闻工作者为宣传或政府职能部门的主管。他们还强调，“收编”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它诉诸与常规，但“收编”又必须有“强制”作为后盾，在强制的威胁下，自觉被收编显然是更加理性的选择。如此形成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也就具有了“依附”和“从属”的特征，“鸟笼内的专业自律也就成为控制的组成部分”①。

　　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是讨论新闻话语的来源以及如何正确吸纳西方新闻话语。今后如有机会，笔者将对《成名的想像》作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上面部分引用该文的一些段落，只是想提出笔者的一个疑问：有如此重大错误观点的文章竟然成为国内被引用率很高的一篇文章，有如此恶劣影响的文章何故至今对某些干部和高校师生有这么大的影响？更甚者，《成名的想像》的作者们最近又抛出一篇继续鼓吹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文章《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这篇文章用了不少西方社会学家的话语描绘今日中国的新闻改革。对于这篇文章，笔者将另择时间予以分析。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鼓吹者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的一家刊物上，而这一篇是刊发在一家期刊上。

　　[4]王中.新闻学原理大纲（1957年）[M]//王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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