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塑造时代特征、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强大精神文化力量。文化强国作为当代中国发展逐渐呈现的总体性追求和志向，不仅突出了中国道路的价值理念与文化目标，也正在开启中国道路实现自觉话语建构的历史过程。如果说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文化话语中，中国不是作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是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中国”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文化强国的话语建设实践，必将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强有力地论证和呈现当代中国之不可遮蔽的、独特的文化权利与责任，并由此对西方的文化话语体系构成强有力回应与纠偏。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经地域之间的频繁流动、各民族的互相交往融合、文化的涵容创造与扩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格局，造就了具有高度文化认同且极富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梁漱溟曾从文化比较角度精辟指出：中国文化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更是已经形成极强的个性，它独自创生非从它受，自成体系与它者差异甚大，自古及今绵延独存，同化能力极强，影响力既远且大，具有高度的妥当性与调和性。

　　就此而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首先要表达的是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明确认知，以及对由此生发出的浩荡充盈的中华文脉及其独特个性的自觉承续。这是立足于历史发展的脉络必然要展现出来的文化强国的基本逻辑，也是文化强国的历史性的呈现。相反，如果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持虚无主义立场，抛弃传统、舍弃个性，则势必丢掉根本，并在话语上自绝民族的精神命脉。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在社会上蔓延且颇有市场，这种企图通过解构民族历史，颠覆文化传统，否认正当性，诋毁国家发展成就，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于此，我们要保持警觉，但也不必惊慌失措，因为只要立足于文化强国的话语逻辑，就不仅能看清其在方上的根本性缺陷，也能识别其作为文化泡沫的本质，从而在神清智明的前提下对症下药、逐一驳斥。

　　早在数十年前，钱穆就说过：“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所谓文化强国的古今逻辑，其实质就是要珍惜承继有深厚民族历史底蕴的文化传统，拒绝并走出虚无主义的认识误区和观念讹误，并在对这一传统本身的创造性诠释中始终切近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价值创造。

　　近代以来，随着大洋航道的开通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崛起，中西文化开始大规模正面接触乃至碰撞。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在近代四五百年的接触中，中国的衰世碰到了欧洲的盛世，就不免有招架无力之感”。然而，正如任何一种文化都必然要在自身历史的脉络中生成和变迁一样，文化的历史命运也必然要在确认和把握自身主体性基础上去自觉面对和改变。回眸当下，正如百年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观察的，西方正逐渐走向衰亡。梁启超也在观览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败不堪的欧洲后发出感叹：“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具有自身独特文化主体性的当代中国，怎可期盼一颗正在走向没落的“西洋文明”的种子能在中国长出硕壮果实？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许多中国思想家就已对文化建设的主体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比如，梁漱溟认为，“要中国人学走近代西方个利本位的立国之道，这于其几千年伦理义务本位的社会人生，恰为前后全不接气的文章。倒是迈越乎此，而向上提高直接为人类社会未来文化辟造新局，方有自己的出路”。张君劢指出，“居今之世之最大责任，厥在对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贡献。吾国人而诚能发奋为之，则新文化桌上，必容吾国人占一席”。这提醒我们，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由是而论，建设文化强国，要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抓住时代新机遇升博体育，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复兴开辟新空间，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开辟新机缘。这是文化强国的社会性与民族性的呈现。

　　文化立国是延续在中国历史深处的长久根脉和基本观念。梁漱溟曾言，中国人向来“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其身份认同感源自作为文明国家的悠久历史”。然而，进入17世纪以来，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西欧的诞生和确立，“民族国家”不仅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而且作为一种崭新的国家建构和文化建构理念在船坚炮利的支撑下得以凸显，对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般而言，面对国家形态和理念从古代帝国体制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非西方后发现代化国家大致有三种选择：一是尽弃本国传统全盘西化；一是基于原教旨主义态度为了反西化而反现代化；一是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化。最后一种类型又分为两阶段：早期阶段，在西化过程中促进了现代化；进入成熟阶段后，则会产生一种“去西方化”、复兴“本土文化”的要求。中国的发展无疑属于第三种类型，即首先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进而获得生存与发展之机会。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其实质必然是要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以更加开阔的文化自觉和价值选择，展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国家形象和话语表达。这是文化强国的理论自觉性和超越性的呈现。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命运，也在挨打过程中渐渐失去文化自信，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自身文化话语权进行主动建构与把握的历史境遇。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说，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往的过程中，“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改变语言与丰富词汇，这二者显然不在同样等量级上。

　　然而，用西方话语逻辑解释中国，就其实质而言，不仅远非真正意义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也是在话语建设上放弃或无视自身文化建设实践主体性、创造性乃至普遍性的表现。因此，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文化强国所要追求和凸显的话语逻辑，就决不能只停留在历史自觉、比较自觉和理论自觉层面，而是要更深一步，把文化强国的话语建设推向实践自觉层面，从而以当代中国人所走出来的中国道路及其不断完善和推进为基础、根本和展开。这是文化强国的实践性和创造性的呈现。

　　笔者认为，落实到实践层面，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应在以下三方面创造性地走出更为坚定而自信的步伐。第一，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立场，把握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和话语建设的主动权、主导权；第二，追求“合作共赢”的文化发展目标；第三，扩展“交流互鉴”的文明发展原则，为身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提供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和永续生命力的文化选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破解文化话语建构的守势，建成文化强国。（张城 冯鹏志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